齐泽克科幻领域相关研究的综述（5/8）和齐泽克与新闻伦理（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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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锁定了）只能这样发

齐泽克科幻领域相关研究的综述（5/8）

一，起因


自从1989年出版第一部英文学术著作《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齐泽克以几乎每年两部学术 著作的高产量，迅速在欧美学术界掀起了轰动效应。其著作涉及面十分广泛，在这一方面可以说齐泽克是“坚持到底的巴迪欧”，在各个领域都“播下龙种”，进行文化阵地的坚守体现出了十足的老牌左翼知识分子的风采。但国内研究现状主要仍然集中在他第一本最出名的《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相关的意识形态方面对于其他层面的探讨则十分稀少。

齐泽克研究


另一方面，关于赛博空间及其衍生的虚拟现实的理论探讨已然成为当代媒介理论研究进路中的核心话题。横跨哲学、文艺学、政治学、传播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的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出发，试图诊断由赛博空间兴起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文化效应。“科幻/未来世界”主题以元宇宙的火热为主导，使得相关研究成为了探讨的热门话题。“科幻影视研究”关键词出现十分明显的增长趋势。

科幻

二，原文及发展脉络

齐泽克作为一名力图恢复理论实践性的哲学家，他坚持在各个领域都发挥影响力，与文化产品相关的评介散落在的他的各个文中当中，除此之外，他出版了《斜目而视：透过通俗文化看拉康》（1991）、《真实眼泪的恐怖：在理论与后理论之间的克日什托夫·基耶罗夫斯基》（2001），《不敢问希区柯克的，就去问拉康吧》（1992）等一系列针对流行文化，面向大众的著作，详细介绍了电影内容和理论相关的问题。

随着赛博格，赛博空间，虚拟空间等概念的兴起，齐泽克再一次敏锐地从社会层面对其进行考察。

在齐泽克的著作《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所做的：作为一种政治要素的快感》（1991），赛博格概念首次出现，但此时仅仅作概念引用，而并未做过多讨论。

在《除不尽的剩余：谢林及相关事宜》（1996）中，齐泽克通过“笛卡尔与赛博朋克”开始初步探讨赛博空间的问题：他认为赛博空间并非是对于我们现实生活和主体性的抛弃，而是主体性和现实生活的纯粹实现，虚拟空间的体验让我们真正明白，我们日常所沉浸的现实总是被虚拟化的。

在《幻想的瘟疫》（1997）中他一转矛头，转向对于赛博空间所代表的话语的批判，认为赛博空间是当代社会的病症之一，延续了他对于后现代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

在《论信仰》（2001）中的第一章“反对数码异端”中将赛博空间比作诺提斯教关于自我的梦想：自我脱离了凡俗的自然身体的舒服，成为了纯粹的虚拟实体，但其最终的启示依然是我们发现我们从来就没有这种身体，我们对于身体的自我经验总是想象性构成的实体。

在《有人听说过极权主义吗》（2001）的结尾，齐泽克指出，数字网络是如此深刻的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以至于存在一种潜在的极权主义危害。

在《实在界的面庞》（2004）中以两篇文章专门讨论赛博空间的问题：以赛博空间为主导的电影已经不再是法兰克福学派“机械复制”模式的产物，而是互联网所衍生的”赛博空间“对人们的自身，他者和世界的关系进行介入的和改变的产物。

在《无身体的器官》（2004）中，他用”赛博斯大林’来形容这种情况，但相反的是，他并不直接主张保护个人隐私的传统观点，而是鼓励人们坚持“赛博空间”社会化，用想象力去发掘“赛博空间”的解放潜能。在此之中他零星提到了“赛博共产主义”的词汇。

《连接大脑的黑格尔》（2020)则是脑机接口的技术出现突破之后，齐泽克写的专门著作，其中讨论了人工智能的主体性问题和人的主体性在脑机接发明后会走向何处的问题。

除此之外，其他著作均有零散的提及，齐泽克所参加的各类杂志和讲座也均有提及，但其本身不够完整，此处不多做讨论。
三，研究结构和内容

齐泽克本人的研究十分零散，散落在其不同时期的著作之中，所以国内展开研究时有意识地对其研究的不同主题进行了整合，主要分为三个方面：1.人机时代/赛博空间的社会图景2.人机时代/赛博空间的主体性问题3.人机时代/赛博空间所代表的话语批判。以下对这三个主题作详细阐述。
人机时代/赛博空间的社会图景


齐泽克按照一个拉康主义者的基本理论，在现实本身（想象，象征，实在三界）的虚拟性、主人能指与述行性的消失、以及赛博空间俄狄浦斯期的去向三个大方向进行探讨，得出了虚拟空间不够“虚拟”的结论。
1.现实本身的虚拟性


在讲座纪录片《虚拟之现实》中，齐泽克指出，当今所谓热点的“虚拟现实”是一个很糟糕的概念，它仅仅意味着在一个人工数字媒介中重建我们的现实，我们只是想要在另一个象征环境中去重复我们的现实生活，他主张，我们应当考虑一个于“虚拟现实”相对的概念，即“虚拟之现实”。我们的现实本身具有虚拟性，我们所生存的现实并非完全的客观实体，而是一种”现实效力“的结果，其本身具有虚拟性，他从想象，象征和实在三界讨论

其一想象界，他通过一种类似现象学的“在场”与”缺席“的概念阐述想象界的虚拟性，他举例道：我们在与他人相遇的时候，必须抽象化，抹除他那带有具体特征，令人难受的形象。当与某人交谈的时候，我们当然知道某人在排泄，流汗，但在实际接触中，这些印象都会被抹除，由“在场”转为意识不到的”缺席“，我们并非与”真实“的他者进行交流，而是由经过中介后的虚拟形象进行相处。

其二是象征界，象征的虚拟是社会象征性运行的方式，例子是对于权威的体验，父亲的权威为了有效的运作，真实的产生效用，必须保持为虚拟的状态。父亲在特定的场合并不需要打骂你来树立自己的权威，他只需要保持自己的在场，仅仅通过怒视你的行为，便会使你顺从，不敢轻举妄动;相反，如果当父亲不再正襟危坐而是冲你咆哮、打骂你的时候，尽管你的身体上承受着疼痛，但你会发现父亲的愤怒行为中暗藏着某种可笑的无力感，这正是权威丧失效力的表现。

其三是实在界，实在界并非指实存物，而是某种纯粹的差异，齐泽克以物理学中的吸引子举例。倘若我们将许多小铁片放在一个磁场的周围，它们便会根据一定的形状运动，不断地接近那个形状。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一磁场的形状在实际中并不存在，它仅仅是观察者通过观察从铁片的抽象运动中提取出来的。这就是“真实的虚拟”，它仅仅以抽象的形式存在，但它又预先决定了周围实际存在物(小铁片)的分布方式。

因此，虚拟现实的糟糕之处不在于其不够”真实”,而在于其不够虚拟，虚拟现实中取消了现象和本质的对立，因此我们在虚拟现实中遭遇的是一个“没有虚拟性的现实”，这将使我们产生难以忍受的负担，陷入“自由的深渊”。
2.主人能指与述行性


齐泽克注意到，赛博空间所带来的首当其冲的是“大他者的退却”，他举了超文本的例子：加州某一黑客团体入侵并更改了《星际迷航》的电视剧故事线，而这一改动被视为平滑的，理所应当的发展。其本身揭露了”主人能指“功能的悬置，在赛博空间里，不再存在一个保证文本内容一致性的主人能指，人们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改写出不同的“超文本”，并且每一个文本都是”理所应当“的，可以说这就是赛博空间的“后现代时刻”。

从一个拉康主义者的视角看，语词本身是浮动的，因此主体必须通过象征的大他者作保才能用能指来表述自身，而当赛博空间将大他者悬置的时候，主体也将失去其述行性效力，语词和文本不再能被主体化，主体与赛博空间的文本脱钩，文本成为了纯粹的文本，因此在赛博空间的主体最常发出的感慨是“一切都是虚拟的，虚幻的交流”，事实上，一旦主体可以从语词的关联中解脱出来，将不再承担任何责任，赛博空间成为了实现主体内心欲望的随心所欲的场所。

主人能指和述行性的失效看似带来了一个完全开放和自由的空间，但也带来了更严重的问题：再也不存在任何权威告诉你，你应该做什么，你应该欲求什么，以及如何做出你的选择，这一后果是无法忍受的，令人窒息的封闭，因为主体一旦不存在选择的标准，将会直接丧失选择任何的能力，因为对于主人的需求是由于主体的迷惑而产生，可以说，主体为了解决自身的迷惑而选择了主人的担保，而当作为主人和担保的大他者消失的时候，随之所有的选择都消失了。
3.俄狄浦斯期的去留


赛博空间的概念童颜引起了针对精神分析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探讨，普遍流行的看法在于赛博空间的到来破除了俄狄浦斯情结对于主体的塑造，主体不再经受以象征性阉割为象征的禁令而进入了自由选择的认同阶段。齐泽克对此看法截然相反，他认为宣称赛博空间使得俄狄浦斯情结向更为复杂的版本转变，并且选择哪一个版本必须由当前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斗争来预先决定。

对此，齐泽克提供了三个版本分别对应精神分析三个症状，来表明赛博空间中俄狄浦斯的不同走向。

其一是鲍德里亚和维利里奥的拟象，他们关注的是在数字化世界中想象界和实在界的直接融合。这导致了赛博空间文化展现出一系列的“拟像”效应，即文化的生产从对现实的模仿转向以自身内在逻辑为基础的生产。鲍德里亚认为再也不存在任何的实存物，“影像不再能让人想象现实，因为它就是现实。影像也不再能让人幻想实在的东西。因为它就是其虚拟的实在。”

齐泽克依然按照”虚拟之现实“的逻辑反对并补充了这个观点，被溶解的并非现实而是表象，在此处表象是象征界的产物，而他们所讨论的拟象是想象界和实在界混合的产物，实在界与想象性的混合产物越来越难以区分，这毫无疑问对应的是精神病的结构。

其二是桑迪·斯通和谢里·特里尔为代表的网络女性主义者，她们强调网络的虚拟现实可以作为自我塑造的基地，创造新的自我身份，俄狄浦斯的终结意味着主体不再受到某种禁令的调配，可以转向一种任意跨越身份，构建认同之中。这个版本对应精神分析中的性倒错机制

其三是一众认为赛博空间延续了俄狄浦斯所规定的主体化模式，由电脑屏幕所构筑的界面延续了实体世界的大他者作用，我在网上依然存在者说的主体和话的主体的二分，因此这里的主体依然是歇斯底里的神经症主体。

最后是齐泽克自己提出的第四方向，其本身也是性倒错的机制，俄狄浦斯中的象征机制的“阉割“对于赛博空间的主体一定程度上并不起作用，主体在赛博空间中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不受象征性束缚的自由主体，但是这一新主体本身也需要”构筑律令本身“的方式来调控自身的欲望，由此赛博空间的虚拟主题会发明许多“制度”来引导自己的欲望，在此处他距离了《江南style》作为社群的享乐的仪式性，由此在他那里，主体化的机制转变成了一种新的性倒错的机制，在逃避象征秩序的“阉割”的途中，发明了新的制度。

这里看似讨论的是三种症状和赛博空间的关系，其实是在讨论赛博空间可能的组织形式所造成的主体化效果，其中也暗含了与现实的联系。
人机时代/赛博空间的主体性问题


对于赛博时代，人们对主体性的畅想往往在于机器复制人的意识，人的意识被上传到网络中，以及强人工智能获得人类智能甚至超人类智能这两个方面，齐泽克的讨论也围绕这两点展开。
1.人工智能主体性


人工智能将会是新主体吗？齐泽克用精神分析回答了这个问题，机器所根据的规则是将一切信息都转化为1和0，按照他的”并非全部“的逻辑，人的意识中存在着无法被化约为1和0的一个基本参照点，即无意识参照点。在拉康的理论中，无意识是我们意识中”被查禁的一章“，是主体意识所不能及的，但又依据此而建立的东西。以拉康的理论看，此无意识的参照点即指向意识的生成结构本身，用巴迪欧的叙述来讲，符号系统本身作为一个计数结构不被纳入到数值本身当中，因此无论是在对人的思维的模拟机器，即人工智能，或者是脑机接口中，都难以与不存在，不显现的无意识相连接，也就难以获得同人一样的主体性。
2.人的主体性的未来


在埃隆·马斯克的公司发明了脑机接口之后，连接大脑成为了另一个关注的热点，其本身旨在将我们的思维意识上传到数字机器之中，在这个假设中，这个机器能够直接读取人的思维，并将人的思维加以现实化或者外化。齐泽克的观点是，连线大脑无法再现人的无意识这一虚拟维度。无意识本身作为主体的意识结构中的一个悖论性的存在和虚拟的存在，主体本身也无法将其计数，因此脑机接口也难以与无意识连接。
人机时代/赛博空间所代表的理论话语批判


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生物基因工程的发展挑战了传统的人类，人文主义的概念，因此诞生了“后人类主义”的探索，齐泽克的批判也围绕此开始，在其中延续了对于后现代多元主义身份政治的批判。
1.后人类主义批判


齐泽克首先阐述了后人类主义的两个十分令人不安的倾向，即“普罗米修斯的羞耻”与“机器大他者”。

”普罗米修斯的羞耻“表述的是一种生而为人的羞耻感，其本身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倒转，对我们的生理限制，死亡率，我们自我再生的荒谬方式的羞耻感，更根本地说，这是由于“我们是生出来的而不是造出来的”，他提到这种羞耻感不但体现在阿尔法狗大战人类中，更体现在文化表述的世界中，举了《西部世界》的叙事中，机器人取代了人类，举起了“我思”所代表的人文主义大旗的例子。其不仅仅是一种威胁感知，而其本身预设了一种对于人类的看法，而这种对于人类自身的看法则是更隐秘的威胁。

其二是“机器大他者”，在解构人类中心主义思潮中，解构主义破除了人类中心论，但在反对其之后，我们似乎倒向了另外一种”机器大他者“的崇拜，不仅在于科技领域我们试图仰仗于机器大他者将人类转化为一个自我制造的实体，更体现于文化领域，我们在畅想一个机械，数据和杂交的科技乌托邦中，机器的透明性，客观性成为战胜权利操控和虚假意识形态的核心解码。
2.后现代多元身份政治批判


文化左翼在赛博格中看到了一种打破传统人文主义局限的方式，赛博格既是人也是动物，既是自然也是人共，既是生命又是机械，甚至可以既是男人又是女人。在此处他们获得了超身份和性别的位置。对于此，齐泽克认可旧有的解构主义对于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但他反对对于“混交”主体的再本质化，而主张想象一种拒绝笛卡尔式主体之后的新主体范式的可能。
四，指导意义

除此之外，还有齐泽克一贯的行动路径探索，研究者的研究主题主要分为“穿越幻想”和”坚持失败“
穿越幻想


齐泽克并不认为赛博空间中与幻象保持的距离能够“穿越幻象”，原因是在赛博空间中并不存在一种根本性的匮乏、不存在抵抗符号化的坚硬内核。赛博空间在虚拟现实建构和主体建构上排除了小客体a/主人能指，因而从根本上排除了难以直面的匮乏本身及用来进行填补的幻象。赛博空间的结构方式决定着在其中不可能“穿越幻象”。但齐泽克从未放弃在意识形态统治下进行解放的任何可能性。他认为赛博空间不能穿越幻象，但仍有可能带来解放，比如主体对赛博空间中的表象进行彻底认同、从而影响现实世界中的意识形态统治，以及难以忍受赛博空间的“自由深渊”的主体返回现实生活等等。
坚持失败


齐泽克依然坚持“非人“的主体性，正是内在的限制，成为超人类的失败，才构成了主体本身。正是成为完美人类的失败，促使人类建立出外在于自己且超越于自己的外在物。因此齐泽克的共同体反对一贯的机器成为人以及人机一体概念，坚持人与机器的最小差异，倡导将人的不完美性坚持到底，承认人内在的限制是我们应当坚持的不可能性，这个失败本身会成为一种“成功”。

齐泽克与新闻伦理（6/8）


一，起因


传统的新闻伦理学主要奠基于美国的新闻专业主义与社会责任论，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二者都受到不小的冲击：在内容上出现了含混不清，理念冲突的问题；在实践路径上出现了与客观环境脱节，无法起直到作用的问题。不仅如此，新闻专业主义与社会责任论还受到了新媒体的出现和壮大所带来的去中心化的影响，在当下，新闻伦理学内容急切地需要进行补充和改革。

伦理学作为一个哲学二级学科，其本身奠基于相应的本体论，传播学的学科伦理基础起源自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自然也继承了实用主义的伦理学，倡导自由，中立，责任，实用等等。但在哲学学科范围内，实用主义的伦理学探索较少且较为薄弱，根源在于其哲学拒绝进行本体思考，因此在伦理概念上容易出现含混不清，难以指导实践的问题。与此相反，欧陆哲学相对探讨本体与伦理内容较多，作为多元主义的发源地，欧陆哲学对多元主义应对将会更加得心应手。据此，本文试图引入当代欧陆哲学中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的齐泽克的体系试图对新闻伦理进行补充，提供新思路。
二，当前新闻伦理困局

新闻专业主义困境

1.新闻专业主义的伦理内容


1851年美国创办的《纽约时报》一直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办报风格。该报慎重查证、处理新闻报道，强调报道的客观公正赢得了读者的尊重，这一做法也成为美国报业乃至世界新闻业道德自律的先驱。

1867年的密苏里报刊协会以及1895年由科赫教授在德国建立的世界上最早的新闻研究所，可以看做是新闻专业主义形成的另两个重要标志。

1923年美国报纸主编协会制定了《新闻规约》出台了一个有着广泛影响的新闻道德标准。该《规约》的主要内容包含：从业者的责任感；新闻自由；独立性；真诚、真实、准确；公正无私；公平对待各方；作风正派。

可以说：自由，独立，公正公平是新闻专业主义所遵照的伦理律令。

除此之外，新闻专业主义不仅仅是伦理内容，其更多是一种专业机构和社会力量的代名词，如韦弗等人认为：专业主义的特征是由一个具有专业知识和专业技巧的群体来组织运行，成员具有相当的从事工作的自治权；成员原意并且优先考虑服务公众，并将它放在经济利益之前；由成熟的职业文化，包括机构和组织，宣扬它的价值观，理念和一些符号化的东西；通过教育和培训对从业人员进行社会化；成员生产标准化的产品；这一职业通常是作为终身职业。
2.困境


美国的专业主义受到了政治环境以及互联网发展的冲击而受到动摇，我国也是如此。

其一在于许多新情况和事件的出现使得新闻专业主义陷入悖论和冲突，其中包括：

1.坚持实事求是与隐瞒事实真相的矛盾，在重大突发事件的情况下，事件本身会对社会产生严重威胁和巨大冲击，如果迅速真实见报，其本身会对公众生命财产，社会安全，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造成影响，但如果隐瞒事实真相则违背新闻真实性原则，同时又可能产生长期威胁和影响新闻公信力。

2.尊重生命和隐私与引导关注和凝聚力量的矛盾

当面临灾难性事件时，往往伴随着死亡，血腥，残忍，西方主张借口“新闻专业主义”，在文字和图片中展现恐怖内容是对人的不尊重，是违反职业道德的，据此产生了事实和情感化，人文化报道的对立。

其二在于新媒体环境对于传统的专业主义体系的冲击，其对于新闻专业主义权利和生产体系方面的打击则更为根本：

1.控制权的丧失。传播技术的革新、新媒体的涌现赋予非专业机构和个人组织新闻生产的权力，这首先撼动了职业传媒机构的地位。传统的科层制的新闻制作机构和盈利机制在用户上传网站等平台的冲击下逐渐失去其对于新闻生产的控制权。

2.主流话语地位的丧失。在互联网时代，人人都占据发声者地位，当传者受者地位逐渐模糊的时候，以新闻专业主义所代表的主流信息业被淹没在诸多信息流之中，优势地位逐渐丧失。

综合以上两点，新闻从业人员在新时代的身份和定位到底是什么是一个更加严峻的问题。
社会责任论困境

1.内容


社会责任论起源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1924年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的尼尔森·克劳福德出版了《新闻伦理学》，主张报纸是一种为公共服务和承担公共责任的工具，强调媒体作为负责人感的公共利器的存在。

1925年，利昂纳尔逊弗林特出版了另一本新闻伦理学著作《报纸的良知》，强调新闻报道的真实、准确、公正、独立，提出新闻界面临的一些普遍责任，如发扬民主、启迪民众、平衡报道、推进经济领域的公正、与虚伪粗俗作斗争等。

1947年，哈钦斯委员会的报告《一个自由而负责人的新闻界》主张新闻机构的自由应当以推进民主政治、承担社会责任为目的。

20世纪50年代，《报刊的四种理论》一书的出版标志着传媒社会责任理论的发展。该书认为自由与责任同时存在，媒体在宪法的保障下享有特殊的地位，相应的也须承担社会责任，并对社会克尽职责。1947年，随着施拉姆的另一著作《大众传播的责任》问世，社会责任理论正式成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约翰梅里尔的著作《自由必须履行的责任》和《新闻业的辩证法》是这一时期关于新闻伦理哲学基础的里程碑式的著作。他认为大众传媒的责任不是从外部施加的，而是新闻自由所内含的；他还辩证分析了如何使公众的知晓权和新闻自由、责任与义务、绝对论以及境遇决定论达成一致。梅里尔还倡导多元化的个人责任观，他认为有三种大众传播的责任理论：由政府法定的责任、由大众媒介机构自身的专业标准界定的责任、由新闻业者个人界定的多元化责任。在他看来，责任应该是多元化的，应该由新闻业者个人自由决定，这种自由不违背美国社会所信奉的个人主义的自由信念。

2007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戴尔雅凯特（出版的著作《新闻伦理媒体的道德责任》中首次以“道德责任”命名，分析了传媒的道德权利和责任、新闻伦理学中的道德问题、新闻职业伦理的准则，认为新闻业应该是维护社会“善”的力量。
2.困境


其一在于自由和责任二者的矛盾问题。在以上学者的论域中，自由和责任的二元关系是核心主题，但学者们陷入了难以区分和划界的问题：缺乏对于自由和责任本体论层面的探讨，我们发现二者很难分清楚先后，到底是自由高于责任还是责任高于自由；同时我们也很难在具体的行动中清晰地切分自由与责任的界限，导致道德律令难以施行。

其二在于责任本身的含混性，阿特休尔曾在《权力的媒体》说过：“严酷的现实是：社会责任这一术语几乎可以往里加进任何意思。”我们能发现的是，当我们脱离目的论谈论伦理学的时候，伦理学将成为空泛的能指的活动，其本身将会成为脱离实际的行为。例如当我们谈论公正和不偏不倚的时候，我们几乎都承认这一点，但哪个行为才是公正的和不偏不倚的，争端便自此开始了，因此当我们谈论伦理学的时候，必须与代表伦理行动的目的论相结合。

而以上两者的冲突和含混的问题导致了新闻伦理的不确定性，一定程度上会加剧人们对于社会责任概念的模糊和不了解，在履行责任时更加无所适从，造成社会责任缺失。
三，对于新闻伦理进行改动的尝试

伦理学问题

1.新闻自由


有关新闻自由的构建需要引用齐泽克关于“自由－民主”意识形态的批判，构建内容主要集中在主体自由。

其一，齐泽克在《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政治因素的享乐》从拉康的主体观反对了传统的“独立自主，自由决定”的民主个人主体观，他提到：民主的主体不是人，不是拥有丰富欲望，利益和信仰的“人”。如同精神分析主体那样，它不是别的而是完全抽象的“笛卡尔”式的主体，一个抽象掉所有特殊内容的点。简而言之，民主和自由意识形态所假设的理性自主独立，理性独立自主的民主个人主体是不存在的，自由和理性只是纯粹的抽象，民主是抽象个体的形式连接，而抽象则符合索恩·雷特尔的解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抽象与经济制度相联系,因此抽象的自由是经济制度的产物，因此“自由－民主”意识形态所预设的，非历史性的“民主个人主体”的自由，从出生时就已经是被经济制度规定的产物。而这种规定必然存在结构性排除机制，这出现了一种悖论性的扭结“一单自由、民主被确立为一种积极，正式的体制，它就要去调节大量政治主体竞争权力的方式，这样一来，它就必须把一些非民主、非自由的选择排除在外，而这种决定何者是民主自由，何者不是的决定又是不民主自由的”。综上，自由的主体并不存在，自由本身是主导秩序的抽象产物，而这种抽象本身的排除机制则会导致一种不自由。

由上文得出的自足主体式的自由是不存在的，那么我们应当如何设立我们的自由呢，在上文我们得知，每一种主导秩序总会产生排除效应，每一种对于自由的构建都是失败的，但真正的自由也诞生于此，正是由于对于自由话语权垄断的不可能性才构成了自由本身的可能。因此，新闻自由所追求的姿态应当是失败的普遍化，即保持对于新闻的自由的形式，即新闻自由的定义权本身的开放性，而这一开放性本身需要不同的新闻从业主体进行不同的普遍化尝试，这最终会将我们引向下文，新闻的专业意见领袖化。
2.“专”业主义


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立场是中立客观，这与齐泽克所一贯批判的”后政治“时期的统治形式一般，在《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一一关于左派的当代对话》中他阐述了他对于“后政治的批判：倡导中立客观的专家政治所代表的统治模式总是告诉我们要做对的事情，可是对的事情是什么呢，当然是做了没有错的事情，可见其本身就已经预设了一种何者是对，何者是错的”中立“判准在此。其本身旨在批判”中立“的隐藏前设和含混性，与上文类似的，我们发现任何的中立判断似乎都预设了一个什么是中立的对错判准，而这个判准本身则是可疑的。

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分析了专家政治与当前欧洲的极端政治态势的因果联系，在欧洲专家政治的倡导下，民众越来越不愿意参与政治事物的讨论，对于一些庸常冗杂的事务，他们更愿意交给专家去做，这导致了民主参与度的大幅下降，而当人们对政治开始警惕的时候，往往是以一种恐怖，煽动的形式唤起他们的恐惧，这就造成了当前欧洲保守主义与民粹主义轮流执政的现状。按此态势，如果专业人员过分周到，反而会违背新闻专业主义的初衷之一，即促进民主，也会使极端势力破坏原有公平理性的讨论环境。

因此，当我们处在一个专业媒体对于话语权的垄断逐渐放开的时代，我们应当顺应这个时代所带来的民主和客观性公平的机遇，即民主的基础是话语平等，作为新闻从业人员应当承认自己的视角本身也并非能做到客观，在这个时代下我们应该做的是将自己的“不客观“性贯彻到底，承担起社会某一视角，作为某一意见的发声点，即便每个视角承认自己是偏颇的，我们也可以据此从而达到一种各个视角并存而非一个视角垄断的“客观性”公平。
3.”非中立“的社会责任论


社会责任论主要面临的问题是与自由的冲突，概念含混和实践悖论的问题，因此我们此处主要旨在解决这两点，

其一，自由的冲突与概念含混是导致社会责任论悖论性的核心问题，这个问题的主要来源是朗西埃的“歧义”概念，这里并非指向的是一词多义的歧义，而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即双方共用一套口号和话语体系，但二者所实际表达的行径完全不同。这也导致了同一”责任“概念下可以导致完全相反的行动，例如在上文提及的，坚持实事求是与隐瞒事实真相的矛盾，在重大突发事件的情况下，事件本身会对社会产生严重威胁和巨大冲击，如果迅速真实见报，其本身会对公众生命财产，社会安全，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造成影响，但如果隐瞒事实真相则违背新闻真实性原则，同时又可能产生长期威胁和影响新闻公信力。此刻两种行为都可以称得上是担负责任，但在当下却呈现出了相反的态势，但在此时我们采取的不应该是单方面的取消其中某一种，而是坚持责任概念本身的分裂，因为责任概念本身的分裂代表的是现实本身的分裂性。正如在现实中我们不仅需要维持统治秩序的声音，也需要发现统治秩序本身的问题所在的声音，现实需要责任概念本身的开放性，因此新闻伦理的责任应当是开放的，具有作为形式性的自由的伦理概念，也与新闻自由的理念相合。

其二，我们在新闻专业主义所面临的第二个悖论同样可以以责任论的方式解决，对于人文主义立场与真实性的悖论，齐泽克在他的书《末日时刻》提到过类似描述，大致为现代欧洲诞生了两种全新的种族主义，这两种种族主义可以归类为“后现代种族主义”，其本身表面上保持对其他文化的尊重，但潜藏着歧视的视角，行为上表现为“保持距离”，例如当难民们处于”象征性“远离欧洲的时候，欧洲人会采取一种“东方主义”的态度对待他们，将他们的自主性捧到高位，外来者的形象是“纯洁无暇，自然的”，但当他们以难民的身份进入欧洲的时候，欧洲人便开始产生厌恶，抵制难民的进入，难民的形象又被描述为“危险的和好战的破坏分子”，究其原因在于难民依然不被视作平等的主体看待，他们并不被视作拥有自己的视角和看法的自足者。

那么在此处主张“保护隐私”同样类似于这种潜在的种族主义，齐泽克列举了西方媒体报道的偏向性，对于欧洲人的杀人事件以及重大灾难，其本身具有心里意义上的象征亲近性，在见报的时候倾向于“保护隐私说”，而对于越南战争以及中东地区他们则并不吝啬笔墨，大肆渲染恐怖场景，“警醒说”又占了主导，体现出十分的种族主义意味。《睡前消息》栏目对于我国国内新闻的统计也显示出相似的结果，在北京的某一洪水事件中，司机作为记者被淹死在天桥下引起了记者的普遍同情，这个事件被新闻媒体普遍报道，推进了北京对于城市下水设施的改建，但节目组从近十年的洪水死亡案例比较分析后，发现未报道的郊区等地的死亡率更高，且并未得到很好的改善。无独有偶，在河南洪水事件中，由于处于城市和人口中心的郑州对于郑州洪水情况的发声较多，信息量较大，导致媒体以及社会普遍关注郑州以及部分城市的灾情，成为捐款的主要流向，而实际死亡率和破坏基本都在防洪设施更差的郊区和乡村。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保护论”和“惊醒论”起源自两种不同的心理特征，前者为保护受者心理，后者在于呼唤人们的责任感，但我们发现当受报道对象心理距离较远的时候，即便描述的十分恐怖也不会伤害受者心理，而责任心理方面，心理距离较远的描述反而是对于读者安全感的提供，即“战火在远方”，反而是一种保护。所以此时“保护”和“惊醒”两种策略的使用实际上都是为了同一目的而进行的，即保护特定主体的心理安全，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工具。在现实中将会造成掌握话语权一方可以决定保护何者的脆弱心理，出于平等的理念，我们应当反对这种具有潜在歧视性的使用。因此社会责任真正实现应当是对于在某一视角中被潜在排除的声音的发掘。